以少数经费，历无数艰险，稍尽绵薄
电影《南京照相馆》通过“吉祥照相馆”，揭开了南京大屠杀的冰山一角，令观者泪目。而在当年弥漫的腥风血雨中，还有一群红十字人，默默坚守在人道救援的第一线，同样令人难忘。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上海后，迅速集结兵力，兵分三路进逼国民政府首都南京。12月13日，日军攻克南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无辜同胞惨遭杀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面对血腥风暴，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救护人员大都奉命护送伤兵撤退武汉，12月3日新成立的“第二救护总队”（属于军队系统）担负起“城防救护事宜”，城陷之后不复成队。另有苏州红十字救护队20余人在队长蒋雄率领下于11月30日徒步到达南京，参与“第二救护总队”的城防救护，“此时所有重要命令的传达，伤兵过江的护送，都是由他们不避艰险地负责担任的”。12月12日，苏州红十字救护队护送数百名伤兵过江后，由于“情形混乱，他们能否安然转回，则不得其详了”。
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以下简称南京分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救护职责。
沦陷前，南京有两处红十字分会：一处在贫儿院，一处位于下关静海寺11号（后迁至静海寺9号）。按照规定，“一地不能有两个分会”，故“下关分会遂于1937年秋改称‘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办事处’，城内分会于南京沦陷前迁往重庆”。南京沦陷后，下关“南京分会办事处”，即以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名义开展活动，郭子章、陆伯衡、张少泉等80余位会员和志愿者在日军疯狂暴行的白色恐怖下，救伤、掩埋、济困、助学，不遗余力。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
的重要成员
上海沦陷后不久，“考虑到可能在南京或南京附近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为了保证南京难民们的安全，留驻南京的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外籍人士，受到“难民之父”饶家驹神甫“与其同志在上海南市设立难民区所获之成功”的启发，决定在南京设立类似的安全区域。
1937年12月12日，日军兵临城下，南京危在旦夕，充满爱心的外籍人士“决定立即组织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并“呈请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分别予以承认”，同时致函日本使馆参赞福田,恳请日本当局准许委员会进行人道救援工作并给予保护。
尽管未能得到日本方面的认可，12月13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仍然宣告成立，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为主席，南京分会会长李春南（又译为李春楠、李健南）为副主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及教育系主任美国人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华群），德商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主任约翰·拉贝等12人为委员，旨在开展伤兵救护与难民救助工作。李春南出任副主席，意味着南京分会对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人道救援工作给予积极协助与配合，这是责无旁贷的。
沦陷后，南京——这座六朝古都遭受灭顶之灾，难民奔走逃亡，流离失所，挣扎于生死的边缘。为救助难民，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在安全区内的交通部旧楼、司法部、最高法院、金陵大学、金陵大学附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等处设立20处难民收容所。与此同时，南京分会在宁海路25号、平仓巷6号设立两处收容所，收容妇孺难民，并于12月13日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设施粥厂，“供收容所难民之用”，为此南京分会“雇佣了22个厨师以及许多伙夫”，煮粥施粥。
粥厂开办当天早上，魏特琳女士及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根据难民们到校园来的先后次序，依次向各幢宿舍楼发送早饭”，一直忙到10时30分方才结束。
施粥每日两次，“一次自上午八时起至十时止，一次自下午三时起至五时止”，难民倘若“能付得起钱，一碗饭交三个铜钱；如果他们确实没钱而且经过核实，就发给他们一个红色标牌，可以免费就餐”。
施粥厂的开设，为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据报道，每到施粥时，难民云集，排队领粥，“每日领粥人数最多时曾至八千余人”。至1938年6月18日南京分会将施粥厂移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自行办理时，“领粥人数共计八十六万四千零二十口，米煤用费约二万元，员工开支及一切设备共计二千一百元”。
大屠杀中，南京下关一带为“受兵灾最惨之地，故难民染病者实无力就医”，南京分会于是在下关设立施诊送药所一处，分会理事郭子章任所长。施诊送药所内分内科、外科，内科系用中医中药，外科则用西医西药，“每日就诊者内科以肠胃病居多数，外科则十九为皮肤病，因全系因难民环境不良，不知注重卫生所致。唯南京在事变之后，药物原料非常缺乏”。南京分会想方设法，破解“有医无药”难题，尽心竭力守护难民健康。
南京屠城，举世震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掩埋遗尸，以慰亡灵，义不容辞。
南京沦陷前，南京分会就在会员中发起“募集施（棺）材运动”，要求“每一会员请求捐助一具，募集结果，共得九百六十具”。南京沦陷后，尸骸随处可见，急需棺木安葬，所募棺材陆续施出，因“此项施材，系预先由募集而来，故本分会未曾费去分文”。
下关沿江及和平门一带“尸首更多”，南京分会组织掩埋队，在方传台、臧竹荣、方立功等带领下，强忍着泪水，把罹难同胞的尸骸归葬。下关沿江江面上，浮尸漂流，掩埋队随时打捞掩埋。“此项掩埋伕役系由本分会所收容难民充任，仅供食宿，不付工金，故本分会在此六阅月内，仅付出伙食、杂支费数百元而已”。
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底，据南京分会报告，半年中共掩埋军民尸体22371具，“此项尸体多数系掘土掩埋，用棺木者只有数百具，现仍在下关沿江岸一带捞取上游漂来浮尸，随时加以掩埋”。
战火纷飞，血腥弥漫，哀嚎遍野，“小学教育骤行停顿，致令一般儿童就学无方，坐令荒废宝贵光阴，殊为可惜，而尤以下关为甚”。幸存下来的难童求学无门，终日无所事事，惶恐不安，南京分会“为补救起见，举办下关义务小学一所”，陆伯衡担任校长，陈云程、李起风等为教员。开办义学不仅在于学习文化课，更重要的是为那些死里逃生的难童提供一处心灵港湾，让他们能够走出阴霾，扬起生活的风帆。
义务小学起初只有一间教室，最多只能容纳50名学生，但当时实际要求入学难童逾百人，南京分会工作人员不辞劳苦，四处寻觅新校舍，“以备扩充学额至一百五十名”，使“一般失学儿童，能重聆弦歌，不致如目前之终日奔驰街衢中也”。
南京沦陷，日军到处杀人放火，原在下关、浦口间的义渡船只“早不知漂流何所，致一般难民渡江往返非常困难”。为解决难民受滞困境，南京分会于是“办理义渡”，刘炘、茅锦章负责，“在下关与浦口间设摇船摆渡，难民无钱则免费渡江”。
总之，南京分会在南京沦陷后，在无法取得总会支持的情况下，在阴森恐怖的险恶环境中，对战争受害者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人道救助，如史书记载所说，南京分会“以少数经费（从未向外捐募分文——原注），历无数艰险，幸赖本分会员共八十余人之精神（诚）团结，对于京市方面之难民救济工作，遂能稍尽绵薄”。他们的人道行动，为这一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救护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成为照亮黑暗的人道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