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会热心毅力,诚不可无表彰之处

“博爱”是孙中山先生一生的追求。他的博爱思想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借鉴西方人文养分,而红十字运动倡导的博爱理念,亦是其“博爱”思想的“源头活水”。
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阐释国民革命宗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一贯精神,革命目标除推翻清朝统治、恢复中华之外,还要变革国体民生。
1912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
孙中山赋予了“博爱”新的思想内涵。由最初的“自由、平等、博爱”,到“博爱、平等、自由”,这种“位序”的变化,表明“博爱”在孙中山思想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地尽五洲”的表达,说明孙中山的博爱思想超越了国界,这与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中“普遍”性原则相融相通。
孙中山博爱思想的萌生,得益于红十字会“救人之术”的习得。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号逸仙,化名中山。广东香山(即中山市)人,先后求学于檀香山教会学校、香港拔萃书屋、域多利亚书院。1886年毕业后,他“以医亦救人之术也”,乃决定学医,先入广州南华医学校读书,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由此与红十字会结缘。一方面,他用心学习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不仅“临床作业上出类拔萃,在急救方面也数一数二”;另一方面,结识了香港西医书院创办人、教务长康德黎。康德黎对孙中山非常赏识,视为得意门生。
康德黎是“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创始人”,堪称伦敦红十字运动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是香港红十字会的创始人。据孙中山说,“吾师简大理(即康德黎)在香港亦仿行之,创有香港赤十字会(即红十字会),集其地之英商、军士及巡捕等而督课之,艺成而领有会照(会员证)者已百数十人。”红十字急救课程也是他开设的。可想而知,与康德黎交谊深厚的孙中山,从他身上学到的除了精湛的医术,还有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1892年7月,孙中山毕业后,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把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事业付诸实践。
“上医医国,其次疾人。”面对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现实,胸怀“博爱”情怀的孙中山,毅然放弃“医人”之术,走上“医国”之路。1895年10月,他在广州发动起义,惨遭失败而被悬赏通缉,不得不踏上海外流亡之路。
1896年10月,孙中山流亡到伦敦,受到康德黎夫妇的热情款待。10月11日,当他拜访康德黎时,不料遭清政府特务绑架,收押在中国使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经康德黎夫妇多方奔走,被羁囚12天的他终于重见天日,重获自由。
客居伦敦期间,孙中山结识了伦敦红十字会柯士宾医生。柯士宾著有书籍《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广受好评,已翻译成多国文字。他希望孙中山能把该书翻译成中文,以便在华人世界传播。孙中山欣然接受。1897年中文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为孙中山一生中唯一的一部译著。这部被孙中山由衷赞誉为“济世之金针,救人之要术”的书,是一部红十字会“救伤拯危之法”的救护培训教材,所述内容为“通行之知识”,也就是红十字会员和志愿者必须掌握的现场初级救护的基本方法、技能。所谓“第一法”,就是最基本的方法,“第一”之称也意味着初级救护的极端重要性。
作为“华文的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书籍”,该书虽在海外发行,但很快传入国内,孙中山因此成为最早系统引介红十字救护知识的先驱之一,他的译作不仅具有启蒙意义,提高了“红十字”的知晓率,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奠定社会基础,而且实用价值强,北伐战争中该书即作为训练卫生员的教材加以推广,在战地救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翻译出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红十字会“博爱”的核心价值观在孙中山心灵深处得以强化。在之后的人生旅途中,他不断丰富其精神内涵,并给予中国红十字事业鼎力支持。
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诞生以来,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受到社会各界赞誉,特别在辛亥革命中,中国红十字会救伤瘗亡,功勋卓著,举世瞩目。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中国红十字会面临新的抉择。为争取新政当局“立案”(注册)维持其合法存在,沈敦和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向黎元洪提出“立案”之请,得到重视。21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转达红十字会诉求,孙中山当即表示支持,23日特电黎元洪,“准予立案”,并对红十字会秉持博爱理念,救伤葬亡的人道义举高度赞扬,电文说:
“查民国军兴以来,各战地将士赴义捐躯,伤亡不鲜,均赖红十字会救护、掩埋,善功所及,非特鄂省一役而已,文实德之。兹接电示,以该会前在武汉设立临时病院,救伤掩亡,厥功尤伟。复经日本有贺氏修改会章,已得万国红十字会公认,嘱予立案等因。该会热心毅力,诚不可无表彰之处,应即令由内务部准予立案,以昭奖劝。”
这里特别注意的是“文实德之”的表述,文,是孙文的自称,“德”是动词,有感恩戴德之意。红十字会的恩德,孙中山念念不忘,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为红十字会“立案”,正可以弘扬博爱精神,让更多人投身人道事业。
孙中山“准予立案”的电文揭诸《临时政府公报》和《申报》等权威性报章,这对红十字会会员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中国红十字运动在孙中山的直接关怀之下“华丽转身”,步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孙中山把“博爱”视为终生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除了不断的理论宣传和毕生的实践以外,他还通过题词使其广泛传扬。据《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一书的统计,孙中山关于“博爱”的题词多达64件,在所有题词中数量最多,足见博爱思想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分量。其中为红十字会的题词,特别值得一提。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为了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建立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孙中山准备举兵北伐。8月,非常国会通过“出师北伐”决定,由此拉开北伐战争的序幕。
为支持孙中山北伐,宋庆龄与何香凝等发动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宋庆龄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同时,组织番禺红十字会10余人成立救护队,随孙中山进行战事救护,并遵章加入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亲自担任南海、番禺、顺德分会联合会总裁。孙中山欣然为中国红十字会番禺分会题写“博爱”二字,以示表彰。这个题词载入红会史册,薪火相传,成为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一代代红十字人献身人道主义事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机关刊物《博爱》,刊名便源于此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