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谈死色变，

“完完整整”是骨子里的规矩

高田村党支部书记、村红十字会会长罗海港还记得，几十年前，“身后事”在村里是个“禁忌话题”。“那时候村民哪敢聊这些？都觉得‘死’是晦气事，更别说器官捐献了，‘把身上零件取走，那不是死无全尸吗’。”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就像村干部周姣英的丈夫，当年听说妻子想签器官捐献志愿书时，头摇得像拨浪鼓，“好可怕的，人死了还要被开刀。”

▲高田村党支部书记、村红十字会会长罗海港（右）与村干部前往村民家中

周姣英干了20多年村干部，她说，村民们素来看重“落叶归根”的体面，在火葬才逐步推行的当时，器官捐献更如同“天方夜谭”。

那时的高田村，生死观裹在“传统”的壳里——生要热闹，死要体面，中间的日子要守着“规矩”过。

谁也没想到，一次无偿献血活动，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村民们心中荡起了涟漪。

“当时献血车子来了村里，村里号召我们去献血，说血是可再生的，我是村干部，得带头。”第一次走进献血车，周姣英一次献了400毫升，下车时头晕得站不稳，心里却升起了一股热乎劲，“想着这血能救人，就激动。”

▲周娇英将捐献登记证和自己的重要证件放在了一起

回到村里，周姣英把这份激动说给村民听，她只用一句话就戳中高田村人的“软肋”——

“你们知道不？献血以后，直系三代有需求，能优先用血。”

在村民的观念里，“家里事”是头等大事。一听说能给子孙留个“保障”，村民们的积极性也高了。

“现在献血车再来村里，队伍能排好长。”周姣英笑着说。

颜柳英是村里献血最多的村民之一。她在村里开了一家裁缝铺，一辈子没离开过高田村，性子朴实。见到记者时，她拿出了厚厚一摞献血证，还有她主动签署的造血干细胞捐献协议。

有人对她的做法不理解，连姐姐都说她“好蠢的”。

但柳英却觉得，“能帮到别人，是好事。”

▲颜柳英的献血证厚厚一摞

献血的事像一个运动的原子，触发了高田村人关于爱的裂变。

他们慢慢发现，“付出”不是亏本的事，既能帮别人，又能护着家。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开始思考：生命除了“活着”，还能有别的意义吗？

88个名字，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2018年12月，村民邢长希在报纸上看到了遗体捐献的报道，主动联系浏阳市红十字会报名登记，签了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书，成为了高田村首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

这事在村里炸了锅，“人还好好的，怎么就想捐遗体了？”

邢长希不辩解，只是在遗嘱中写下了自己的朴实心愿：“希望可以捐献自己遗体，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邢长希老人的遗愿：“希望可以捐献自己遗体，移风易俗、破旧立新。”（资料图）

在争议之中，一场改变悄无声息地在高田村萌芽。

2019年5月21日，高田村举行了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志愿报名集体登记仪式。那天，广场上挤满了人。

罗海港和村委会的所有党员干部都早早签署了遗体器官捐献书，没想到的是，周姣英也来到了现场，她成功说服了丈夫。“我跟他说‘要是我先走了，我的器官还能在别人身上活着，你想我的时候，就想着我还在帮着别人，多好’。”

那天，有88人当场签约。

但罗海港说，这不是最终数字，“很多人没赶上仪式，后来又陆续来村委会签，算下来有上百人”。

签约仪式就像一场普通的屋场会。可就是这场“普通”的仪式，成了高田村生死观变革的里程碑。

▲2019年，88名村民签署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协议。（资料图）

“以前是‘一个人走在前头’，现在是‘一群人跟着上’。”罗海港说，从那以后，村里的“氛围”变了——没人再觉得器官捐献是“忌讳”，反而会主动聊起。

村委会的宣传也没搞“敲锣打鼓”的形式，而是潜移默化的，比如，他们会在晚上为村民们播放《一个人的球队》——这个讲述长沙16岁少年叶沙捐献器官救了7个人的故事，总是能让村民感动落泪。

罗海港说，村干部们和大家科普时，从不说“要从身体里取器官”，只说“一个人的眼角膜、肝脏，能在别人身上继续活着，这就是生命的延续”。

而就在邢长希签下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书后的第七个年头，这位“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又一次震撼了高田村。

2025年8月6日，邢长希去世后，成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大体老师”，为医学事业做出贡献。

第二天，罗海港参加了邢长希的告别仪式。

“当时已经是凌晨了，本来应该直接送去医学院，但医学院的师生们坚持要做告别仪式。”罗海港说，那天他忍不住哭了，“看到了大体老师对医学院的重要性，和他们对生命的尊重，我也共情了。”

从“活着”到“活得有价值”

高田村的村民们慢慢明白，生命并非只有“死亡”这一种结局，他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活着”。

2001年，村民彭玲玲查出尿毒症，需要换肾。但肾源稀缺，丈夫张德达说，“那时候就想着，要是等不到肾源，咋办？”

没想到，两个月后她等到了肾源。如今，60多岁的彭玲玲能下田、能挑水，跟普通人一样。

因为这件事，他们总想着要用行动回报这份“好运”。于是，2019年村里举行登记仪式时，夫妇俩“早早就去签了捐献志愿书”。

彭玲玲说，“要是没有那个好心人捐肾，我都不知道还要等多久。现在我们也想做好心人，帮别人一把。”

▲张德达与彭玲玲夫妇

2024年，村民张伟因车祸离世。家属商量后，决定尊重他生前的心愿，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最终，张伟成功捐献了眼角膜、肝脏和肾脏。

张伟的事，将高田村的捐献氛围推向了新高。

“以前大家觉得‘这事离自己很远’，可张伟让大家知道，意外随时可能来，要是能提前做好准备，就能给别人留个希望。”罗海港说，那段时间，每天都有村民来签志愿书。

同一年，村里的五保户张丰收也走了。他生前特意跟村委会交代，“我吃了一辈子低保，国家没亏待我。走了以后，把我的眼角膜捐出去，给国家做点贡献。”

这些人的故事，成了高田村活生生的“教材”。

“不用我们多说，村民们自己就会传。”罗海港说，现在村里要是有人去世后捐献了器官，大家都会说“这人这辈子没白活”。

截至2025年8月，高田村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的村民累计有164位。这意味着，村里每28位常住者中，就有1人签下了这份“生命承诺”。 

“以前谈死色变，现在聊器官捐献跟聊种地一样平常。”罗海港说，村里的变化也不止如此。以前，留在村里的老弱妇孺，闲时总爱凑在一起打牌；现在，全民健身中心、文化广场成了热门地点，跳广场舞的、打太极的、下棋的，热闹得很。

“大家觉得，好好活着，是对生命的尊重，要是走了能帮人，就是生命的另一种圆满。”周娇英说，她现在虽然满60岁不能献血了，但还是会跟村民聊捐献的事，“能多一个人签，就多一份希望。”

▲高田村的路面平整宽阔

如今的高田村，路面平整宽阔，连路边的杂草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但罗海港说，“村支两委并没有做太多工作，都是村民们自己修的。”

村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口中总说着，“不给村里增加压力。”

生死观的转变，就如同这条村民们共同修好的那条柏油路，在平实的生活中述说，生命不只是“活着”，更是“延续”；死亡不只是“结束”，更是“另一种开始”。

这或许就是乡村移风易俗最应该长成的模样：不是千篇一律的改变，而是让文明的种子从心里长出理解与尊重，成为对生命最温柔的敬畏。